第一刀来自博科圣地,第二刀来自政府,恐怖主

国际 2019-05-12 15:22195未知admin

2019年3月23日,叙利亚北部巴格兹村,“伊斯兰国”(ISIS)的最后据点在炮火中宣告了“王国”的终结。

然而,这远远不是恐怖主义的终结。在大海的对面,西非大国尼日利亚的恐怖势力在蛰伏中再次重生。“博科圣地”阴影下的尼日利亚,正在政府无能、混乱的抵抗中,持续着它的十年噩梦。

“我的儿子不是恐怖分子”

那是2011年10月的一天,对于生活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的人们来说,这个时节的早晨总是刮着凛冽的大风,带着刺骨的凉意。

25岁的伊斯兰教徒塞纳同往常一样,告别了母亲施莱曼和怀有身孕的妻子,前往离家不远的清真寺做清晨的祷告。这是施莱曼最后一次看到儿子以自由人的身份出现在她的面前——

当塞纳与其他30名男子一起被尼日利亚军方逮捕的消息传来时,施莱曼的世界,自此土崩瓦解。

施莱曼拿着儿子塞纳的照片

儿子是被当作“博科圣地”武装分子被逮捕的,这是施莱曼唯一被告知的所谓“真相”,也是数百名像她一样的母亲从军方处得到的唯一答案。

在她的认知里,“博科圣地”是无恶不作的恐怖组织,他们从2009年开始,在包括博尔诺州在内的尼日利亚五个北部州府,烧杀抢劫、奸淫掳掠。

可儿子从来不是恐怖分子,施莱曼对此坚定不移。她仍希冀着政府军扫清“博科圣地”那一天的到来,她的儿子可以洗清嫌疑,回到她的怀抱。

2019年1月14日,政府军五次声称已被全面歼灭的“博科圣地”,以“伊斯兰国西非省”的身份改头换面,对迈杜古里东北约175公里的兰恩镇(Rann)发动袭击,在14-15年横行北部州府、几近癫狂的自杀式袭击,再次卷土重来。

于是施莱曼知道,儿子回家的这一天,她怕是怎么等,也等不到了。

“我不承认地球是圆的”

优素福,出自伊斯兰教《古兰经》典故,传说是穆斯林信奉的先知之一。

2002年,一个名叫穆罕穆德·优素福的年轻伊斯兰传教士,在位于尼日利亚东北角的博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与一群志向相投的伊斯兰教徒,共同创建了一个以建立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国家为最终目的的组织,起名为“博科圣地”。

穆罕穆德·优素福

博科圣地,英语写法Boko Haram,在豪萨语中是“禁止西方教育”的意思,鲜明地体现了该组织所信奉的、严格的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也因此,“博科圣地”在当地有“尼日利亚塔利班”之称。

21世纪初,地处非洲西部的尼日利亚,坐拥整个非洲最多的人口,以及最大的石油进出口量。然而,在国家独立后的第40年,人们的生活却并未改善,甚至更加糟糕——

自然资源稀缺以及愈发猖獗的腐败,使得曾经作为该国经济支柱的农业发展艰难;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的贫乏,让安全良好的公路、水源、稳定的电力、医疗以及教育,在部分地区仍然是个奢望,而在博尔诺州所在的北部,情况则更加严重。

腐败的政府和恶劣生存条件为恐怖主义提供了土壤,而北部州府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先天因素则是伊斯兰恐怖主义选择其作为新据点的必然条件。

“博科圣地”建立之初,在极具人格魅力的优素福的领导下,集中于讲道、传教,为追随者建立学校、营地和大院,大多采用怀柔的方式进行扩张。

随着与尼日利亚警察和军队的对抗逐渐增多,慢慢地,“博科圣地”的行事风格变得更加激进。为了报复,他们采取凌厉的手段,助长暴力的升级,活动范围一再扩张至尼日利亚北部包括约贝、卡诺、博尔诺、卡杜纳和包奇在内的五大州。

红点代表被“博科圣地”袭击的尼日利亚州府、城镇(制图:刘嘉仪)

2003年,优素福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称:不承认地球是圆的,不承认达尔文的理论,不承认水被蒸发后形成雨,因为这与伊斯兰教教义不符。

同年12月,“博科圣地”发动“首战”,派出约200名武装分子,袭击了地处尼日利亚与尼日尔边境附近的约贝州多个警局,让“博科圣地”第一次在尼日利亚人心中留下鲜明的痕迹。

但在之后的6年里,“博科圣地”并未有更大动作,而是继续扩大追随者队伍,休养生息,偶尔给警察们带去一点麻烦。

2009年,“博科圣地”在包奇州正式宣布“起义”,随后行动辐射到博尔诺州、卡诺州以及约贝州,这一次,他们杀死了数十名警察。

一支联合军特遣部队迅速作出反击,造成700多名“博科圣地”成员死亡,其位于博尔诺州首府的据地清真寺遭到破坏,随着领袖优素福被捕,“起义”很快宣告失败。

优素福被捕

此后,优素福在拘留期间死亡,警方称其企图逃跑,期间被枪杀,“博科圣地“却声称这是一次法外处决。但不管如何,此时的“博科圣地”却仿佛到了苟延残喘的境地,即将瓦解。

但,没有人想到,正是优素福的死亡,让“博科圣地”获得了一次关键的转机,也给尼日利亚人民带来了分崩离析、流离失所的混乱十年。

“人们在我面前死亡,这让我非常兴奋”

2010年7月,沉寂一年之久的“博科圣地”发布视频声明,宣布阿布巴卡尔·谢考成为组织的新一任领袖。

视频里的谢考,无法分辨其年龄、民族和身份,直到今天,也无人知晓,但他领导的“博科圣地”,却自此成为了尼日利亚人噩梦的代名词。

谢考

据媒体透露,被普遍认为好战残暴的谢考,曾大言不惭地表示,看到人们死亡,自己会感到兴奋。从事实来看,此言不虚。

仅在11-13年的三年间,“博科圣地”就发起了超过7次大规模袭击,攻击范围包括监狱、军营、小镇的市场、教堂,甚至在2011年8月26日,他们胆大妄为地袭击了位于阿布贾的联合国大院,一枚汽车炸弹炸死23人,另有75人受伤。

一个孩子站在被大火烧毁的房屋废墟里

在这期间,袭击频繁地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车载简易爆炸装置以及自杀式爆炸,造成超过300人死亡,“成果斐然”,使其成为了今后“博科圣地”袭击的主要方式。

2014年起,谢考开始自称“哈里发”(伊斯兰国领袖的名号),并于2015年3月正式宣布效忠已经占领叙利亚、伊拉克部分地区的伊斯兰国(ISIS),将“博科圣地”改名为“伊斯兰国西非省”(ISWAP)。

而在这两年间,“博科圣地”陷入了几近癫狂的进攻模式,与平民、政府军之间的冲突一再升级,达到了顶峰。

两年内造成近20000人死亡,所到之处,烧杀抢劫,奸淫掳掠,1000多名学生、妇女、儿童被绑作人质。超过200万尼日利亚人民不得不逃离家乡,踏上生死不知的流亡之路。

逃亡中的尼日利亚民众

而除了本国民众,丧心病狂的“博科圣地”还把目标瞄准了视野范围内的外国民众。

2013年2月,据称是“博科圣地”的武装分子在尼日利亚邻国喀麦隆北部的一个国家公园绑架了一个法国七口之家;2014年5月,“博科圣地”又袭击了喀麦隆法诺斯地区的瓦扎镇,绑架了10名中国工人。

虽然最终这些被绑的外籍人士均被释放,并无伤亡,但也可以从此看出这一时期的“博科圣地”,不仅百无禁忌、招摇过市,还野心勃勃。

2015年末,由“博科圣地”控制的领土面积已经相当于一个海南省,但尼日利亚联合周边各国的军事行动同样给“博科圣地”带来巨大损失,部分领土被政府重新夺回。

而对于谢考来说,真正的危机并不是来自政府军的抵抗,而是来自“博科圣地”内部、对其领导权的威胁。

2016年8月,谢考发誓效忠的伊斯兰国,撤销了其领导人身份,转而任命前领导人优素福的儿子巴纳维为“伊斯兰国西非省”领袖。

在谢考拒绝该认命后,“博科圣地”分裂为两派,以巴纳维为首的“伊斯兰国西非省”经伊斯兰国承认,而以谢考为首的派系虽然同样自称“西非省”,却未经伊斯兰国认可。

“博科圣地”派系(制图:刘嘉仪)

16-17年,“博科圣地”在政府军的联合绞杀以及内部的“政变”中再次进入了“休眠期”。虽然尼日利亚北部地区仍然处于混乱之中,但双方冲突次数大幅下降。

与此同时,在大海的另一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土也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打击,从近似广西省的大小锐减至近乎从地图上消失。

2018年年末,伊斯兰国已是强弩之末,但在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西非省”却急速崛起。

五个月内,“西非省”接连对博尔诺州某驻军城镇以及乍得和尼日尔边境靠近乍得湖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派遣多架无人机投掷炸弹,作战武器再次升级。

正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论所称,“伊斯兰国西非省”正在遵循基地组织的“成功”轨迹,这个往往关注寥寥的国家,或许很快将以“恐怖主义”之名影响世界。

“博科圣地”武装分子

“我第五次告诉你:博科圣地已经被消灭了”

比起“打不死”的敌人,更令人害怕的是扶不起的队友——对于尼日利亚人民来说,如果给他们的第一刀是来自“博科圣地”,第二刀就来自他们的政府。

2019年2月7日,被三次推迟的尼日利亚新一任总统选举终于落下了帷幕,76岁的穆罕穆德·布哈里打败对手阿提库(Atiku)成功连任。

这一次,他没有像2015年那样,在任职典礼上许下打击腐败、让尼日利亚回归和平的誓言。原因很简单,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对他的“打脸”一直在持续进行中。

穆罕穆德·布哈里

去年11月,更名为“伊斯兰国西非省”的前“博科圣地”武装分子,攻击了博尔诺州Metele的一个军事基地,造成大约100名士兵死亡。

去年12月至今年1月,博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东北约175公里、靠近喀麦隆边境的兰恩(Rann)城发生两起袭击事件,流离失所者的房屋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诊所被大火烧为灰烬,民众陷入恐慌。

准备逃亡喀麦隆边境的兰恩镇民众

虽未确定为此事负责的组织,但有证据指向前“博科圣地”的谢考派系。

甚至在总统大选进行的中途,尼日利亚东北地区和南部均出现了大规模枪击事件,全国各地都有投票设施因袭击出现技术故障,导致政府方面三次推迟了大选的进程,最终仅有三分之一选民参与了大选的投票。

冷清的投票站点

而时任总统的布哈里,早在2016年12月即向民众宣布称,“博科圣地”已经被摧毁,包括领袖谢考在内的武装分子在逃且无处藏身,据称,谢考在双方交战中身受重伤,但并未提到其下落。

这不是该国总统第一次宣布“博科圣地”的终结。

在布哈里之前,他的“前辈”前总统乔纳森分别于2009年、2012年、2013年在三次围剿行动后宣布“已消灭博科圣地大部分主力”,但结果都是“博科圣地”死灰复燃,甚至武器也变得更加精良。

联合国难民署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已有超过25万民众流离失所,针对平民的激烈袭击迫使每天有数千人逃亡,当月的袭击事件使得3万民众从尼日利亚东北部逃离进入喀麦隆边境。

在尼日利亚、喀麦隆和尼日尔边境逃亡的民众

总部位于阿布贾的社会正义中心的首席主任Eze Onyekpere对军方的协调组织能力以及审查制度作出了质疑:“军队似乎缺乏协调能力,一个军事基地被攻击了,战斗持续了两三个小时,却无人增援。“

“空军在哪里?博科圣地又是如何能够跨越数十公里的距离,潜入军事基地?”他认为,尼日利亚政府军目前急切需要领导层的变动。

总统布哈里(左)与尼日利亚军队现任最高指挥官

政府腐败也将为针对“博科圣地”军事行动的屡战屡败买单。去年12月的袭击发生后,众议员宣布,将针对总统布哈里要求调用的、用于对抗“博科圣地”的10亿美元的去处展开调查。

这10亿美元来自国家的石油收入账户,但至今并未落实至军队。

据了解,2009年至今,尼日利亚政府已在军事围剿活动中花费高达90亿美元,大部分来自国家的石油进出口收入。仅2017年1年,就有16.2亿美元的花费被用于军队,而在油价暴跌引发的经济衰退之前,2013年,这项开支是24.2亿美元。

如此高的投入,却收效甚微,不禁让人发问:“钱都到哪儿去了?”

尼日利亚政府军士兵

尽管布哈里以微弱的优势获得总统连任,但三分之二选民放弃投票,也反映了民众对政府的极度失望以及不信任。

“政府来救你们了,虽然迟了点,假了点”

对受迫害民众苦难的漠视,同样也是尼日利亚政府无法被信任的原因所在。

2014年4月,“博科圣地”袭击了博尔诺州的奇博克镇(Chibok),目标锁定镇中学校,绑架了276名女学生,对其进行肉体、精神上的虐待,并强迫其与成员进行性交易以换取食物。

这些只有十五六岁的女孩们,被迫与恐怖组织成员结婚,甚至生子。

制图:刘嘉仪

针对这些女孩的解救方案,尼日利亚政府只字未提,直到这场大规模绑架的细节被公布,这场旷日持久、却几乎在媒体报道中销声匿迹的对恐怖主义的抗争,最终以如此丑恶的面目,吸引了世界的关注。

社交网络上发起名为“把我们的女孩还回来”(#Bringbackourgirls)的活动,包括时为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内的多位名人呼吁向尼日利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立刻采取救援行动。

2016年,泪流满满的母亲们从“博科圣地”发布的视频中看到了她们已经被绑架2年的女儿们,民众再次对政府施压,要求其解救被绑女孩。

视频中的女孩们

直到那一年的10月,即女孩们被绑架的2年半后,政府才与“博科圣地”进行了谈判,21名被绑女孩被释放;11月,政府军第一次对这些女孩展开了营救;次年5月,另有83名女孩被释放,而其他100多名女孩,以及1000多名妇女和儿童,至今下落不明。

83名被绑女孩乘坐飞机返回家乡

而更多的青年们,则是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战火里,没有数据统计,没有解救,没有人去确定他们是被绑架了、死了还是被迫成为了“博科圣地”的战士。

面对民众的质疑,尼日利亚政府只得强行“粉饰太平”,甚至为此将民众的生命安全置于悬崖峭壁,也在所不惜。

2015年1月,博尔诺州巴加镇遭到了“博科圣地”的血腥攻击,2000多民众的死亡震惊世界。但自局势未稳的去年1月起,当年从巴加镇流亡至迈杜古里的民众,却被迫踏上了回乡之路。

政府军带领民众返回家乡

他们被告知,自己将被送往一片安全海域上的岛屿,而事实却截然相反——

海域并不受政府军控制,被战壕、检查站包围,并仍然受到“博科圣地”武装力量的威胁,人们不被允许出门捕鱼与耕种,只能依靠外界的援助和供给生存。

虽然政府声称此举是为了进一步占领曾被“博科圣地”占为己有的领土,但其背后的原因却更为简单:为布哈里总统2019年的总统选举营造国家恢复和平的假象,并将此作为自己的竞选筹码。

在号称“重建”的巴马镇,2万被强制送回的民众面对的,是没有老师愿意回来任职的学校、没有供电的住房、没有救护车和更多医疗设备的医院。

主街上,两边墙壁均被重新粉刷,而在另一边,则是黑色的废墟和扭曲的汽车残骸。

粉刷好的墙壁,隔壁即是废墟

“就像这样,政府人员在路上会认为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请救救我们!”

2019年,重振旗鼓的“博科圣地”正以碾压之势夺回曾经失去的“领土”,对于尼日利亚政府来说,时间不多了。

“为了扭转博科圣地叛乱对尼日利亚的破坏,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协助是十分宝贵的。”

本周三(5月8日)的联合国大会第73届会议上,连任不满三个月的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不得不向联合国提出这样的请求,尽管这在他人看来,是一种示弱,且是变相地承认,自己所领导的政府的无能。

3月至今,“博科圣地”(又称为“伊斯兰国西非省”)对尼日利亚的持续猛攻,令局势在此陷入混乱:东北部的基础设施大部分被毁,桥梁被炸,学校、医院、教堂、清真寺和其他建筑物遭到破坏,则令本就艰难生活的人民,陷入更加深层的困顿里。

虽然此前联合国、美国以及乍得、喀麦隆、尼日尔等周边国家均已向尼日利亚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援助,但显然,再次回归的“博科圣地”,以精锐的士兵和武器改头换面,不可同日而语。

装备齐全的“博科圣地”武装分子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外交政策》分析认为,在组织构建、人员组成以及对民态度上,此次东山再起的“博科圣地”,在多个方面都显示出了相较于“伊斯兰国”更加鲜明的优势:

1、不是在一个国家发展规模,而是在乍得湖流域的周围地区,从尼日利亚缓慢蔓延渗透到乍得、尼日尔等周边国家,同时加强与周边基地组织在各地分支的联系,有传言称,“博科圣地”的武器均有基地组织提供;

乍得湖流域周边国家( 制图:刘嘉仪)

2、为了避免伊斯兰国在面对国家领导层变革时的脆弱特性,“博科圣地”采用一种流动的、无定形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此前已在许多基地组织分支机构中见效,例如叙利亚的努斯拉阵线和索马里的青年党,这让他们在高层的剧变中幸存下来。

3、伊斯兰国占领土地后,通过屠杀当地人等残暴的方式来划分领土,而“博科圣地”则更多地使用“怀柔”政策,试图让当地人自主选择是否跟随,而不是胁迫,并且十分重视培养与当地社区的关系,这对其运作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面对这个数次从溃败中“浴火重生”、日趋成熟的恐怖组织,若尼日利亚政府仍然延续如此无能、混乱的对抗态势,第二个“伊斯兰国”的“建国之日”,或许为期不远。

3月24日,叙利亚边境,废墟中的“伊斯兰国”国旗

“我只想知道,我的孩子是死是活”

据国际特赦组织估计,自2009年以来,约有2万名尼日利亚男子未经审判或正当程序被围捕和拘留,其中包括年仅9岁的男孩。其中大约有1200人被杀,其他嫌犯则遭受酷刑的折磨。

儿子塞纳被捕入狱后,施莱曼曾多次试图贿赂负责看守嫌犯的军人,在卖掉房产、珠宝,花了大约200万奈拉(大约37000人民币)后,她意识到,这并不能换回她的儿子。

然后,她加入在迈杜古里的抗议活动,却和众人一同遭到士兵的殴打;她向当地最高指挥官哈桑上校求助,却再也没有得到回信。

她想起在事情发生一周后,她在拘留中心见到的儿子——穿着红色的工作服,向她哀求着:“带我出去吧妈妈,我在受苦”——她心如刀割。

两年前,痛苦促使她建立了一个由3000名妇女组成的组织“Jire Dole”,致力于帮助人们寻找到在混乱中失踪的亲人,她们的声音因此被更多的人听到。

但施莱曼仍然不知道儿子在哪儿,是死是活。

“我睡不着,吃不下,我老了,累了。”施莱曼想着,或许等到她死了,也不一定能见到儿子。

她坐在迈杜古里郊区的一片废墟里,望向天空,回忆着那天,塞纳同他告别的情景,那或许是她这辈子,对儿子最后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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